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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4-06-11 信息来源:邵阳市委党校 作者:邓光辉

摘要:数字治理是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数字治理”的推广与应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促进了市域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精细化与融合化。在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尚存在数字鸿沟、数字悬浮、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安全风险等现实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消弭数字鸿沟、实现互嵌互融、提升服务效能、筑牢安全防线等方面着力。

关键词:数字鸿沟;数字治理;公共服务;市域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1]。“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出了具体部署。以“数字治理”为载体,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优势,打造网格化服务、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平台,推进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智慧化、现代化水平,是意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一、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与载体,实现技术与治理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数据驱动推进市域治理智慧化

“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属于中观层面的范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是基层治理的推动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2]科技支撑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推动力。打造网格化、信息化的市域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离不开数据驱动的技术赋能。数据驱动正在加速推进市域治理的智慧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的城市大脑,杭州城市大脑包括交通、警务、文旅、健康等11大系统和48个应用场景,日均数据8000万条以上[3]

数据技术在市域的推广与运用,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深度革命。数字治理打破了时空局限,推进了公共事务的线上办理和异地受理,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政府“一件事一次办”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政务大大提升了群众办事的便捷性。同时,数字治理的精准性,大大提升了治理效率,资源的有效整合、多系统和多场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群众的公共参与。数字治理的智慧化赋能,推动了管理方式的创新、社会难题的解决,也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结构优化推进市域治理科学化

传统社会治理正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科层化治理,国家意志按照“命令—执行”的科层关系向下传递,这种“自上而下”治理逻辑,存在信息沟通的迟滞与不畅,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可能引起和激发基层社会矛盾。基于技术嵌入式理论的数字治理重塑治理结构,促使政府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改变和优化,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政府职能转变、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权责不清晰、不对等、条块分割等问题,由于大数据平台的运用,实现了“接诉即办”,并形成了完整的事务处理闭环。突破部门界限和职能分割,使得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跨公私领域的协同治理成为现实。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通党务、政务、综治等信息数据,实现治理流程的规范化、清晰化、可视化,形成市域整体智治新格局。

(三)服务优化推进市域治理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人户分离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如前所述,数字治理突破了时空、地域局限,实现了部门联动和资源整合,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数字治理的最大优势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精准精细服务。数字治理为农民进城、人才下乡创造了良好的要素流动接纳机制,并对群众诉求实现精准捕获,推动政府供给和群众需求的有效衔接,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数字治理的快速反应机制,畅通了群众民意表达渠道,科学精细地响应了社会诉求,“一网感知”、“一网协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彰显了市域治理的力度与温度。

(四)多元参与推进市域治理融合化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至关重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主体作用。数字治理突破了线上线下的治理场域,为多主体协同共治提供了平台载体。政府层面,各部门破除数据壁垒,最大化实现资源共享。社会层面,企业和社会组织群策群力,为市域治理平台建设贡献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撑。公众层面,推动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政府与社会的纵向贯通,多元参与的横向联通在数字治理语境下实现融合化发展。例如,借助社区网格化信息平台,实现党建、综治、公共服务等多网合一,居民通过小程序报送信息、反映需求、民主协商,实现技术、服务与治理的深度嵌合。

二、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在嵌入和适配市域治理的过程中,优化了治理结构,促进了政府和公民的有效互动,但也存在客观现实问题。

(一)数字鸿沟的存在

数字鸿沟是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是对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拥有、应用、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与两极分化。在以数字技术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硬件、软件与人的原因都会造成数字鸿沟。一是数字平台发展的非均质化。主要表现为数字基础不优,受限于发展的不平衡,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一些地方的设备老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不足,设备维护、设备的升级换代还需充分的资金保障。二是数字能力差异化。公众在操作手机、电脑、平板、APP等信息工具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能力差异,如残疾人群体老年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存在明显的信息获取差异三是数字专业人才的缺乏。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维护、数据升级等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政府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数字服务能力与数字治理能力更需进一步提升。

(二)数字悬浮的存在

悬浮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未落地、浮于表面或者出现了错位、异化等,我们称之为数字悬浮。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数字悬浮的主要表现有:一是数字适配行政欠佳。数字技术没有做到与社会治理互嵌互融,出现了数据要素闲置、数据平台空转、数据技术使用失灵、数字技术刚性不变通等情况。数字治理中的僵尸网站、信息不回应、不及时、不更新也屡屡存在。政务APP不人性化,用户体验感差等。二是数据共享不畅。部门与部门之间,由于利益关系抑或不存在利益关系,数字获取碎片化,形成数据烟囱、数据壁垒,形成信息孤岛。建立数据的协同与共享机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三是数字赋权与数字约束的不对称。数字工具泛滥,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负担,在数字技术的推广中,还可能存在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禁锢公民道德自由等情况。数字权力滥用、数字形式主义等异化现象,严格地讲也属于数字悬浮的表现,下文单独阐述。

(三)数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存在

在科层制的体系结构中,层级博弈时刻存在,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机制下,考核评估机制的不合理,很容易导致电子官僚主义。数据网站、数字APP等形式要件,成为考核重要指标,技术赋能异化为技术负能。在基层治理中,基层工作人员的减负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政务APP太多这一点就经常被人诟病,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种APP考核。推崇技术没有错,但以人为本始终要坚持,工具理性与公共理性要结合,如果数字增负显然得不偿失。再者就是数字避责也时有存在,技术成为推责的借口。数字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亟需扭转。

(四)数字安全风险的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进程中同样适用。一方面数据技术能赋能政府治理,大幅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数据的大规模聚合、流动,必然带来复杂的网络环境。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风险挑战是政府、社会及公民的共同责任。数字治理的隐私保护和法治保障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并贯彻实施;数字技术的常态运行与应急处置机制、数据安全的监测预警机制等必须建立与健全。

三、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时代,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破解数字技术在市域治理中的适用瓶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技术为用、服务为本,更好发挥智治作用,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一)多元投入、多向发力,消弭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存在是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体现。要解决数字鸿沟,必须多元投入、多向发力。一是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重视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重视信息公共产品的开发,推进数治平台的建设与升级。由政府投入向政社合作转变,多元筹措资金,发挥社会资本作用。加强部门联动与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和“平台趋同”;注重平台整合,避免数字平台“一刀切”式盲目跟进。二是要大力提升数字素养。重视数字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在线教育等方式,一方面,积极培养专业化的数字技术人才,积极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数字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努力提升公众接受数字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特殊群体给予多途径的特别帮助。三是要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模式。加大数字创新投入,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注重数字技术的人性化开发,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生理特征与文化水平,量身定做服务特殊群体,如APP的老年人使用方面,采用大字号、亮颜色、高区分度、语音朗读等。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改进智能设备服务功能,最大化便利与满足各用户群体需要。

   (二)科层为体数字为用,实现互嵌互融

在市域治理中,数字技术与行政管理需要相互匹配、互嵌互融。要注重政府主导与人民需求的契合,要注重部门与部门的沟通与协同,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整合各方面资源,打破数据壁垒,及时解决数据应用中的空转、闲置、悬浮等问题。同时,“自上而下”的科层制体制,不可能做根本性改变,需要做的是适应性调整,加强垂直部门管理、注重横向部门协调、重视自身部门建设。要实现数字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最重要的是改变不合理的考核评估机制,使得数字技术更好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服务。减少为达标设置的各种“硬指标”,增加诸如平台建设水平、民众参与程度等“软指标”[4]。避免政府自评的局限,注重公众评价及第三方评估,克服府际博弈内耗。改变层层加码弊病,实现数字赋能与数字减负的统一。推动数字治理由“量”到“质”的转变。

(三)工具理性、服务为本,提升治理效能

提升治理效能,必须坚持精准治理高效服务的统一。技术嵌入理论告诉我们,适配是善治的前提,数字治理追求工具理性,也追求技术向善。其根本要求是实现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统一。在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共价值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破除单纯技治主义的弊端,实现科学治理与人文关怀的统一。推进数字治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保障好公众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差异性群体的权益,“实现社会服务价值与公民权利相统一的目标”。[5]技术的改进,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如上文论及的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关怀问题。提升数治能力,必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只有坚持服务为本的理念,才能从根子上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土壤,使数字避责、数字负能消弭于无形。

(四)底线思维、法治保障,筑牢安全防线

统筹发展与安全,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以“数字治理”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必须强化法治保障,筑牢安全防线。数据安全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是网络安全的基础,数据的生产、传输、存储、访问、使用等都会涉及到保密问题、安全问题。数据安全是数字治理的关键环节,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技术层面必须构筑好安全防火墙,管理层面要将安全与项目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建设、同运行、同评估、同保障。严格落实数据操作与管理规程,严格落实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强化预警监测、常态运行与应急处置,切实夯实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4,30.

[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3]城市大脑:打造城市数字治理金钥匙[N].杭州日报,2019-08-20(11).

[4]胡卫卫,刘畅.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数字治理的价值意蕴、限度审视与创新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

[5]郑琼.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应然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J].中州学刊,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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